站在当今世界，回望几百年前，很难想象:当时的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对过去时代的印象似乎大多来自于松懈的古装剧和电影，或者课本上的几句话。这些印象要么被美化处理，从而变得扭曲，要么被泛化，大叙事掩盖小细节，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是明代最常见的有历史文学作品的朝代之一。史景迁称其为“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复合体”，杨照将其描述为“一个成熟芬芳、准备开始腐烂的文明”。与我们所熟悉的明代经济变迁和商业发展密切相关的，是不同人群生活状态的变化。汉学家蒂莫西·布鲁克(timothy brook)在《纵乐的困惑》中，写了几百年前商人、知识分子、官员、外交使节、女性等人群的风俗和境遇。他们会和我们一样，追求时尚，热爱旅行，享受物质享受。
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书中写的女性生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男耕女织”的旧分工正在逐渐瓦解。女性部分从家臣和贞洁女性的规训中解放出来，有机会四处游历，写诗作文。虽然就整个社会而言，女性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但是这些看似微小的进步，在明朝之前还是不可想象的，对于那个时代来说，也不能要求更多。
本文节选自《纵乐之惑:明代商业与文化》。
[补充]作者蒂莫西·布鲁克，方骏译
01.
统计中遗漏的妇女:
没有载入史册的机会。
明朝中期，君主终于放弃了明初政府强迫僧侣和其他流民返回故里的希望。以南京附近的某豪宅为例。明朝初年，大批被迫迁移到那里的人逃到了那里。成化皇帝(1464年至1487年在位)下令官员编制难民名单，但没有采取任何其他措施将他们遣返原籍。继承皇位的两位皇帝——弘治和郑德——进一步放宽了对逃离户籍的富裕家庭的惩罚。嘉靖皇帝(1521年至1566年在位)得知无证移民的流向时，他的反应不是把他们送回原籍，而是要求他们登记户口。因此，中央政府放弃了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动权，把处理的权力下放给了地方官员。明朝中期的地方官员接受了这种非正式移民不可改变的事实。他们将这些难民与该县的其他居民登记在一起，并调整了税收负担的分配，将他们包括在内。
女性人数本应占户籍人口的一半，但这种情况很少见。一些按性别记录人口的当地编年史家报告说，男性人口远远多于女性人口。以北直隶为例。1502年大明府的人口普查列出了378167名男性，但只有226982名女性。5:3的男女比例已经严重偏离了种群的生态平衡。在大明州清丰县，男性人数超过女性2:1。即使是人口失衡最轻的内黄县，男女比例也是7:5。表1是其他五省的情况，证明了明中叶人口记录的失真程度。女性正在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
这种扭曲的情况反映了什么？可能有三种不同的解释:成年女性人口在减少；大量妇女逃避登记；户主拒绝为家中的妇女登记。成年女性人口减少是一个因素，但不是全部真相。社会习俗确实迫使许多家庭杀死女婴。尽管男婴和女婴都会被淹死，但当他们的家庭无力抚养他们时，妇女更有可能被杀害，或被遗弃自生自灭，或在饥荒时期被卖为女佣或妓女。在出生的家庭里，女孩比男孩更容易被牺牲。尽管如此，很难想象，溺杀女婴和冷漠这两个原因，足以让1502年的清丰县男女比例变为2:1，1614年的海康县男女比例甚至达到了4:1。
第二种可能性——大量女性自己逃避登记——似乎更不可思议。流动人口的队伍中确实有女性，但从文献中对流动单身男性的反复提及来看，她们的数量应该小于男性。也有在马路上做摊贩谋生的女性，但数量没有男性多。他们面临着更大的人身危险，同时，由于传统文化的强大，他们不得不呆在家里。明中叶的《金坛县志》提醒读者:“女子耻于离家。”因此，尽管许多妇女英年早逝，一些成年妇女逃避登记，但导致她们从人口记录中消失的最重要因素可能是户主不愿意报告女婴的出生或承认已婚女性人口。为什么这些户主要为了那些最终将离开的妇女而使他们的家庭遭受加税之苦？(因为女性结婚，要求地方官员把人口从户籍上删除，可能会很麻烦。)同时，他们为什么要给一个可能要求离婚的新娘或者一个可能因为嫁到外面而死亡或者改姓的女人登记户口呢？
自1442年以来，人口记录中女性的数量减少了，这既是一个统计上的假象，也是一个社会事实——女性人口被压制了，就像他们的人口记录一样。人口减少的原因更可能是没有登记，而不是杀害女婴，但这两者都证实了一种忽视妇女的文化偏见。
即使在被统计的明中叶女性中，也鲜有人为我们所知，没有可供参考的材料。历史学家可以从人口记载之外的资料(比如地方志中的人物传记)中拯救少数默默无闻的人，但绝大多数都是男性——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这本书引用的大部分都是男性。与女性相比，男性容易有更多的机会被载入史册:中考、成名、做官、死而殉道、写字画画、行善布施、践行孝道。相反，女性只有一个公众角色可以让她们出名:她们选择在丈夫死后做“贤惠的女人”。
1540年河南《续周志》对刘家族的记载，反映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女性走向世界的过程。刘(姓名不详)生于1477年，嫁给了一个有事业心的县学生。她的丈夫是一名助产士，早逝，未能获得晋升，只留下年幼的孩子由他抚养。
德女，杜门少有的亲人，刘穗，被要求与世隔绝。男性认为单身女性容易引起流言蜚语，害怕忽视以男性为中心的宗法网络，从而危害男性权威)，在纺织行业争取自立(儒家对贞操的定义是女性摆脱对亲人的经济依赖，认为家纺行业是唯一适合隐居女性的生产方式。她们拒绝再婚的原因之所以引人注目，更多的是因为她们在经济上不再依赖男人，而不是因为性的约束)，她们极力呵护自己的孤儿(刘打算守贞只是因为她有一个儿子，只要她能养活他，她就能依靠他在婆家的地位在晚年得到照顾)，于是菊玉成立了。二十八个寡妇，守寡三十五年，啜粥(刘灿享受不到幸福的寡妇生活，因为这会破坏给予贤惠女人精神力量的苦难形象)，无时无刻不在权衡翔宇的评论(她的名声必须超过公婆才能获得口碑)。贾继海知道张在的良心听说了他的故事，大加赞赏，一月一日，正月初一，就把他的门牌挂牌，上书“元之妻，刘贞节之家”学者的诗以不同的方式赞美美。现在六十四岁。
除了刘在地方志出版时仍然活着，而且他已经64岁了，传记作者几乎没有提供关于刘的任何其他详细的个人信息。她的个性完全包含在她所选择的表面形象中，所以刘作为一种人被记录，而作为一个人却被遗忘。不过没关系。按照明中叶的说法，这是一个成功的故事:有了一个经济独立、受到当地士绅和官员公开赏识的儿子。至少在那个年代，一个女人不能要求更多。
02.
旅行女性:
打破男性壁垒的快感
像中国明朝的许多其他事情一样，旅行只是男人的事情。徐洪祖热衷于旅游和游览古代文学中被神化的景点，这使他去了遥远的云南。他一个人在家孤独无聊，默默侍奉年迈的父母，然后为父亲守孝。他父亲的葬礼后，他母亲鼓励他去旅行。她以女性特有的方式认可了徐的旅行，肯定了他的做法，告诉他“男人什么都愿意做”。
除了朝圣，妇女不能自由旅行。男人也去香火，但女人对香火的特殊执念，是明代社会女性忠孝角色的延伸。他们祈求神灵保佑，照看祠堂，比男人更虔诚地邀请巫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之间建立了一个部分独立于男性世界的情感交流世界。这种独立让一些男性感到不安，他们批评女性不去寺院烧香，加入秘密宗教组织。
一位老妇人指导两名年轻女子在佛像前烧香。(紫霄姬)
这样的活动几乎是不允许举行的，只有当有枯萎的老女人——年纪大到不能引起男人注意的女人——才可以被原谅。明末小说《醒世姻缘》描写了两个“干瘪老太婆”组织的一次山东泰山之旅，也描写了那些苦闷的男人，特别富有喜剧效果。性情偏激的薛娶了国子监的一个大学士，用十两银子买了一个进香的座位。虽然她发现和她一起去烧香的都是农妇和仆人，但她还是决定继续自己的路。出发前一天，她哥哥告诉她，女儿家当众在乡下游荡，会损害她丈夫的名誉。他决定，他必须让丈夫迪陈曦和她一起去:
当我睡到第二天第五鼓的时候，苏姐姐起床，把自己打扮的整整齐齐。她穿着白色丝绸夹克，红绫夹克，天蓝色丝绸上衣，白色秋季罗素裙，白色洒秋裤，红色缎子鞋，背上有一条丝绸汗巾，头上有一匹马。她想骑俱乐部租的一头长毛驴。工作人员狄维汉上前抱了一会儿他的驴。他抽打着驴子的脖子，让迪陈曦牵着它的头跟他一起走。对着街道两旁的妻子和男人，贪婪地看着苏杰的浪漫爱情，又看着迪·陈曦的奇耻大辱。
作者在他的作品中生动地描述了拜香妇女的可笑外表:
一群老婆像豺狼一样，围着驴跑。有时候你在我后面，有时候你在我后面。有的把孩子抱在驴上；有的给驴背上一个小圆面包；有些人从马鞍和驴子上掉了下来；有些跑了，乔用一种奇怪的声音叫着；有的说走不了几里路肚子就不和谐，要下驴找空地。有人说不方便，需要从被套里面找布子的钳子；有的想叫孩子吃奶，叫鞭子牵缰绳；有的说腿麻了，叫人把脚从马镫里拿出来。有的掉了丁香，叫人沿着地面找；有的忘了梳理箱子，叫人回家拿。他们脚上的尘土带着天空，他们满心羞愧。
这次的小说结尾，看似是对女性的讽刺，实则是男性在公共场合对女性行为的担忧的可笑。作者针对的不是行为不端的女人，相反，他针对的是挑三拣四、满腹牢骚的男人，因为他让读者相信，薛一路玩得很开心，回到家，她感觉到一种打破男人设在她面前的藩篱的自由。
朝圣者、旅行者、流动的商人——就像陕西省一个渡口上的碑文，如“飞星动”，如“蚂蚁嗡嗡蜜蜂”、“迎奔驰者不得安宁”——正在重塑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地理版图，更是中国的社会。到了18世纪30年代，宋在《天工开物序》中，能够毅然放弃对社会变化无穷无尽的忧虑，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非常幸运的时代。“滇南车马贯辽阳，官商游遍北冀”，皆是幸事:“人分不同物，产不同物，往返而成宇宙。如果人人生老病死，怎么会有一群人呢？贵的人一定要出门，怕走来走去。有便宜又必须的东西，你穷又消极。”
两个世纪后，当欧洲人访问中国时，他们发现中国是这样一个充满活力和商业的地方，以为中国就是这样:
说到旅行，没有一个地方比这里拥有更多的自由和权利。任何公民都可以在18个省自由旅行，想住哪里就住哪里，不会受到任何政府官员的打扰。没有人会干涉旅行者的行踪，也绝不会遇到宪兵要求他出示通行证。对于那些经常从事商业贸易的人来说，不受限制的全国旅行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当然，即使是对自由流动的最小限制也会阻碍这个宏大商业体系的运行，而商业体系是这个庞大帝国的生命和灵魂。
03.
商业经济:
不可或缺的女性劳动力
书中提到的庞氏家族家规告诉我们，女性是当地市场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者。估计她们参与市场经济的方法之一是知道她们在家务上花了多少钱。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是，1616年南京一个耶稣会家庭被抓时，他们手头有17.6两白银。也许这是日常家庭开支所需的金额。这看起来是一大笔钱，但一个中等富裕家庭的管家确实需要这笔钱来维持家庭生活。当然，女性不仅仅是消费者，还作为商品生产者和服务提供者出现在市场上。最明显的是纺织工人、小商贩和妓女。
张涛把明初理想化为“男耕女织”的时代。正如我们在《春》季中所看到的，这种传统的类比自明代中期以来逐渐失去了吸引力，至少它不再能正确地解释女织工的处境。妇女生产纺织品不仅用于家庭消费，也用于市场销售。这些纺织品可以作为剩余产品出售，也可以作为商品生产。当家庭生产的重心从剩余生产转移到商品生产，更多的妇女参与到这种生产中来，明代后期市场化程度加深。
这是另一幅描绘妇女在家从事纺织的理想图画。同样，画家为织女和她的助手安排的优雅环境也破坏了这幅画的真实性。由于纺织生产的商品化，家庭中男女分工的理想图景在明代已基本消失。(方便地图的编制)
这种趋势在江南棉业更为明显，但在边缘地区也同样存在。比如1619年的《海南岛地方志》中就有记载，当地妇女将扇贝织成布卖给商人，商人再卖给其他地方。从编辑的评论中可以看出这种制作的商业性质。他说，由于缺乏雇佣劳动力，妇女承担了这些工作。他们生产商品，销售这些商品增加了家庭收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工作类似于雇佣劳动。他们生产的吉布不是生产的剩余来赚点零花钱的。
然而，妇女在家用纺织品生产经济中的地位远不稳定。弗朗切斯卡布雷指出，从明朝后期开始，女性逐渐被排挤到纺织生产的次要地位，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男性取代了她们的位置。在丝织业中，男性承担将丝织成布的工作，而将其他报酬低得多的生产过程(如缫丝)留给女性。这种趋势也反映在宋的《天工开物》中，其中的插图描绘了妇女照料桑蚕和操作纺车(见图31)，而男子则被描绘在织布机后面。农村的女人还在织棉布，而在城市，男人踢布染布的工作已经被赋予了更高的价值。
白富兰认为，到了清末，唯一由妇女控制的棉纺织生产领域是家庭土布的生产——这意味着她们再也不能像明末那样挣钱了。起初，货币经济的发展将妇女带入农村家纺行业，最终促使她们的劳动力边缘化，降低了她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尽管有这种边缘化的趋势，但在明末的商品生产过程中，女性的劳动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有些生产还得益于她们的手工技艺，这在明初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女性逐渐从生产领域转向商业领域。明朝后期，他们作为小商贩的作用日益突出。这些女性在市场底层工作，按照现代标准，她们几乎无足轻重。16、17世纪之交，范里安在描写家乡松江的文章中，对“麦坡”做了简单的描述:“外县来的人，不过几岁。这几年王家的女人，稍微能出门的，都叫麦婆。或者兑换黄金首饰；或者卖拼花线，或者做面条篦头；或者假装成新娘。能盈利就什么都不能做。”作者随后隐晦地批评说，从做生意到卖妓女只有一步之遥。
一些贵族将女性的生意与其他形式的道德沦丧联系在一起。在邻近的嘉兴府，李乐称赞他的家乡“禁止当地赌博和妇女商店”，仿佛这两种行为都同样堕落。穷女人的另一种商业谋生方式是在柳市花街卖身。明初，还没等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卖淫现象就已经很繁荣了。早在明朝中期，据说较大的省会就有数千家妓院，小城市甚至有数百家。这个估计可能看起来有些夸张，但随着城市数量的增长，而且通常城市居民中男性的比例远远超过女性，他们穷到无法结婚。在这种环境下，妓院的数量可能确实会达到这个规模。虽然妓女主要集中在城市，但男性移民经过的地方都有她们的存在。比如从山西到湖广的牧羊人，身后总是跟着“妓肩酒客”，而牧羊人则是“剪发取酬”。季节性庙会也是流动妓院开店的地方。
卖淫的妇女通常被她们的父亲或丈夫卖到妓院。只有解除卖淫合同，她们才能获得人身自由。几乎所有拥有这些买卖契约和妓院的人都是男性。卖淫可能是女人谋生的一种方式，但对男人来说，更多的是一种经济机会。以勉强维持温饱的廉价雇佣女性劳动力，是职业男性进入商业经济的途径之一。
04.
浪漫的女人:
走近文学、自由和知识生活
明朝最后几十年，一些士绅在婚姻和嫔妃制度之外获得了受过教育的妇女作为艺妓。艺妓的出现是那个特定历史阶段文化意义的表达。它将妓女的纯性关系重塑为一种文化关系，甚至是志同道合的金兰的朋友。这种重塑来自于男性的视角——虽然女性可能非常渴望得到艺妓的地位——而这种重塑发生在男性在当时市场上的才子佳人的浪漫故事中寻找自己的红颜知己，而在实际的包办婚姻和金钱婚姻(嫁妆转让)中却找不到的时候。
另一方面，这为男性提供了帮助女性挣脱特定文化束缚的机会。通过要求艺妓具备男人的文化素养，在书法、绘画、诗歌等纯男性士大夫的艺术领域中熏陶，使其脱俗，甚至阳刚。男性并不是这种趋势的唯一推动者，只有当有文化素养的女性打破文化艺术领域的性别界限，艺妓时尚才能产生。奢侈品贸易的发展是艺妓时尚产生的另一个先决条件，艺妓时尚为男性士绅提供时髦的服装，将他们的艺妓打扮成精英阶层的成员。
明末最著名的艺妓是的情人刘(1618-1664)。至于陈子龙，我们前面提到过他关于金钱的评论。刘的职业生涯始于盛泽镇一家妓院的女仆杨爱。一个官员和助手收她为妾，教她作诗作画。1632年，她十四岁时，一桩性丑闻迫使老人将她放了出来。她来到松江，优雅的仪态和诗画天赋使她打入了松江的士绅精英圈。1633年，刘和陈结为夫妻。在1635年春夏的共同生活中，两人都写出了精彩的诗篇。的妻子迫使他放弃刘，刘后来成为著名的钱(1582-1664)的妾和红颜知己。她和钱在一起，继续写作，直到钱去世，不久后，她也去世了。在其他众所周知的士绅和艺妓结合的例子中，男人都是社会地位高的人。除了钱，他们都出生于17世纪初，成长于明朝末年。
这种崇尚浪漫爱情的行为，在清朝统治的前十年之后已经很少见了，留下的只是人们对昔日美好的怀念。明末描写艺妓的文学作品，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倾向于浪漫化这一小群女性——当时是因为她们的才华，现在是因为她们挑战传统性别从属观念的英雄行为。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是珍惜这份浪漫爱情的男人们，美化了这些女人。他们想在这里找到寄托，摆脱官场失意带来的失落感和明末党派纷争带来的无望感。浪漫的理想境界使他们在政治上退回到与艺妓互动的世界，在那里他们感受到在失意的官场和卑微的政治地位中失去的道德优越感。和艺妓交朋友已经成为一种隐喻行为。文化素养高的人在作品中把自己的困境典型化为悲剧英雄。他们花钱请某一方面文化修养高的艺妓作伴，部分吸收了命运悲惨的艺妓的人格特征，以此来表现自己的殉道意识。
明朝以后的两种浪漫行为——忠于恋人的浪漫和忠于没落明朝的浪漫——的紧密结合，进一步印证了这一比喻，也进一步凸显了对浪漫爱情的崇拜来自于男性的叙述，这种叙述作为民族(不同于政权)人格化的结果，割裂了一小部分上层士绅阶层。士绅与艺妓的亲密关系，或许改变了杰出女性的生活，让她们享有了更高的教育和行动自由。然而，晚明转瞬即逝的浪漫爱情既没有引领也没有重新引领改变女性生活的潮流。
被培养成艺妓的女性有机会接近文学、自由、性和知识生活，但在整个女性世界里，她们只是社会夹缝中的少数。无论多少文学作品将她们的悲剧命运浪漫化，大多数女性仍然没有机会进入上述领域，历史也没有向这个方向发展的迹象。
*照片和印章来源:新龙门客栈。
明朝1566年，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