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些被羞辱,被失声,被遗忘的普通人

对于那些被羞辱,被失声,被遗忘的普通人
前段时间,呼兰在综艺节目《脱口秀大会》中讲了下面一段话,引起了热议。有人说,这一段的历史依据在哪里?刘备哪来的二十万大军?10万人流离失所。有数据支持吗?

 

但其实更多的是这一段引起的共鸣。我们都发现,在历史的洪流中,大部分人的声音都消失了,连自己的姓都没有留下。更多的时候,历史把笔墨留给了那些帝王将相、英雄豪杰,而历史上被总结为芸芸众生的普通人,也要被打捞出来书写。

在《漫长的余生》中,罗欣老师写的是北魏历史上一个普通的宫女——王的故事。30岁时,因战乱被贬到北魏皇宫做奴婢。在深宫的高墙内,她被卷入权力斗争的漩涡,直到86岁去世。幸运的是,她留下了短短几百字的墓志铭,让我们有机会跟随罗欣老师的笔触,一窥这位生活在1500年前的普通女子的漫长一生。

普通人是罗欣、Wendy、李莉在本次沙龙中反复提到的词。某种程度上,是你我这样的普通人创造了历史。

作为普通人,我们如何理解历史?我们身处时代,能做些什么?今天我们再次跟随三位老师,看到了历史上的“特定的人”。

精彩摘录

罗欣:我们如何书写历史,如何讲述历史故事,实际上涉及到我们如何看待现实,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作为历史学家,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过去的普通人当做事实来看待。正如大卫·格雷·博所说,我们只想改变历史。我们从哪里开始改变?从过去说起。

温迪:历史是关于重新认识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价值。我觉得这才是写微历史最重要的意义。

我们所走的每一步都必须根据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具体情况做出选择,所以我们应该在每一个选择中都非常谨慎,并倾听人民的声音,他们希望未来是什么样的。这是我们应该走的路。

李:虽然在我们主流的历史叙事中,一直说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实际上,这种叙事并没有真正落实到小人物身上。

大家不要以为写历史是知识分子的事。其实每个人都参与其中,包括我们现在看的朋友圈。有些人在转发一些他们认为对社会进步有用的东西,其实是在不自觉地推动历史前进。

漫长的余生|罗欣

 

01

我们需要多少钱来为他们讨回公道?

李:毫不夸张地说,《长生天》应该是今年最受关注的原创历史书之一。据我所知,罗欣老师断断续续研究了大概十年的相关资料,直到今年终于写出来。罗欣老师,你为什么对这个宫女特别感兴趣?你怎么看待读者看完这本书后的反馈?

罗:这本书的写作是从2020年春天开始的,当时大家都被困在家里。我当时的想法是一口气做完。两个月后,四月底,突然宣布可以去别的地方了。我和我的朋友在陕西省府谷县徒步旅行了一周,去看长城,就在黄河的“几”字形附近。结束后我们回到北京,工作节奏突然中断。是2021年春天“混”出来的。正好我又在给研究生上课,就把前一年写好的部分拿出来交给同学,一边讨论。写了差不多两三个月,我就去做别的事情了,直到今年春天我又被困住了。

总之,我用了半年三年的时间“凑”出了这本书。因为我的激情真的不在这个,我现在的激情是研究各种划分人的东西,具体来说就是像长城一样的建筑,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无形的,也可以是制度的。我想探索一些人为的东西,用各种方式把人分开,把社会切割。如果不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很可能我这几年的热情主要都在它上面。

大约十年前,写王钟已经被列入我的工作计划。一直没做的一个原因是,觉得写这么一个普通人,在历史的框架里算不了什么。我当时挺有野心的,想做一些学术意义上的新工作。但是为什么还要做呢?因为我曾经向我的同事和年轻的史学界的朋友提过,我们应该少关注皇帝和将军,多关注普通人,关注那些受到迫害和不公正待遇的人。从历史意义上说,我们不应该在他们死后继续增加这种不平等。我们应该给他们一些公正,讲述这些人,而不是让他们消失在历史的虚空中。当然,绝大多数这样的人是记不住的。它们没有名字,只是一些数据。但是,对于那些设法留下名字的人,我们应该讲述他们的故事,以及他们与那个时代的关系。

《漫长的余生》出版快四个月了,听到了不同的反馈。最多有两种批评:王不是很普通的人,她和皇帝有关系;书里最多的笔墨还是给了那些皇帝皇后,还有那些高高在上的人。王钟的儿子只是一点点,好像他在不在。这些批评特别有道理,这是我自己最担心的问题。因为没有更多的材料,不容易知道她的一些痕迹,也很难说出更多的东西。但既然选择了这个问题,我只能这样,或者说我的能力只能这样。

我确实写过皇帝,后宫的高官女性,以及王和她们的关系,这也是无奈的,但我也希望我能稍微改变一下我的写作。我不写这些人光鲜亮丽的一面,我想写他们拼命隐藏的一面。他们的生活中也有很多不幸的、不由自主的地方,也有很多努力后得到的是相反的、不想要的东西。比如历史教科书上极其耀眼的北魏孝文帝,他在我的书中用很多惨痛的教训写到他的身边,仿佛在一盘棋里被别人打趴下了。就算写这些帝王将相,我也想换个文笔。

我希望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看到人真正平等一面的尝试。当然,皇后和宫女不是平等的,但在命运面前,有一些共同的失望、期待和痛苦。或多或少表达了一种历史观,借助历史也表达了一种对现实、对人、对社会的看法。

02

历史研究需要想象力。

李莉:温迪先生,我知道你读得很仔细,你经常琢磨别人是怎么写的。看完这本书你有什么感受?

温迪:我几乎立刻就收到了《漫长的余生》,我一收到就看了。这本书的成功之处是我过去在微历史写作中失败或失败的地方,所以读起来感觉特别有感触。

首先,罗小姐和我一样,都是在发现被遗忘的历史。罗老师试图用墓志铭来写她的生平以及她与后来的大历史的关系,但要完成这个任务,其实是很困难的,尤其是罗老师所学的时间与我所学的近代史有很大的不同。以我的袍哥为例,沈宝元的调查报告也有两万多字,而王的墓志铭只有几百字。历史的尘埃几乎已经完全覆盖了王,只有通过一点点线索,才能拂去尘埃看到后面的事情。

事实上,我们历史研究者所做的就是不断探索或重建被遗忘的历史。大多数情况下,离历史越远,我们就越无法重构历史。如何把埋藏在各种文献中的资料,在字里行间,在断壁残垣之间拼接起来,显示了一个历史研究者的非凡能力。虽然我不研究古代史,但我知道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并不太重视墓志铭。墓志铭里虽然有很多讴歌的话,但是埋葬了非常有价值的东西。我认为这本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还有一点我想说的是细节的处理。我喜欢揣摩罗老师提到的一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例如,罗先生在一篇关于吊卫之战的文章中提到,《宋书》中记载用弩射一辆建筑车上的箭。因为箭太密,城里人去井边打水都要扛门板。比如《洛阳书·伽蓝》中提到,4月份,寺庙会把几千尊佛像抬出来游行,送到净明寺。这次游行是文化、历史和日常生活的展示。罗老师还引用了《水经注》中对特产板栗的描述。其实以前我们也没这么做,觉得没用。但是我们一旦进入微历史写作,就不得不提供一些生态、历史、生活的细节,所以我觉得罗老师的写作才是真正的微历史写作。

还有,我觉得这本书特别好看。文字的感染力很重要。如果文字干巴巴的,再好的故事也经不起推敲。举个简单的例子,罗老师写的“如果没有常敬的墓志铭,慈青八十六年的人生早就如轻烟般散入虚空”,我觉得我写不出来。看每章的标题。有四个字:家在,怀在魏,清启女子…朗朗上口,很有节奏感。据我观察,国内能像散文一样写史书的学者不多。

罗老师也处理的很好。虽然以墓志铭为切入点的资料很少,但我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罗老师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他想了各种办法把王留在他所描述的历史中,而她也没有缺席。比如他引用刘禹锡的诗“汝南晨鸡屋顶,城头鼓角声太平”。然后话锋一转,说早在刘禹锡写这首诗的350多年前,王就嫁到了杨家。然后他提到了栗子。“(王)秋天一定吃过当地的板栗。”这种联系非常好,完全合理。我们经常讨论历史研究需要想象力,这就是想象力。书中还利用各种时间不断提醒读者她在历史中间的位置。王二的个人命运背后有一段宏大的历史,北魏的政治军事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最后一点我想说的是罗老师的历史观,就是关爱普通人。罗老师也说过,帝王将相都会享尽荣华富贵,死后依然会被人关注,被人称颂,被人反复书写,但普通人呢?历史文化发展的背后是亿万普通人,而我们的历史研究者却鄙视他们。罗老师俯视着历史的尘埃,从那些被埋没的文献中,找到哪怕是一点点他们的故事和声音。仔细读一读,就能体会到罗老师要阐述的历史观。

03

时代引导我们用同样的眼光看待过去。

李丽丽:罗欣先生转到北京大学后,首先研究了北朝的政治名称,而温蒂先生首先研究了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出发点都很主流。请问罗老师,您为什么对这样的历史弱势人物感兴趣,为什么这些年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罗欣:我想说,这样的变化不是个人的,也不仅仅是历史学科的。其他很多学科领域也可能发生。这种变化并不是因为我个人素质中潜伏着什么因素,而是在这个时候爆发出来的,这可能就是时代的主题。时代的浪潮把我们卷了进来,所以很多人都在关注边缘,关注底层,关注那些被迫害被压迫的人。时代引导我们这些研究过去的人,用同样的眼光看待过去,寻找过去的素材。个人不知道为什么,但这是时代的驱使。

另一方面,明确一点,博士毕业后,我主要研究草原,阿尔泰人,游牧民族…这些在传统史学中本来就是边缘的,一直被视为外敌。简而言之,他们在文化上被歧视,在道德上被贬低。一进入这个领域,我就意识到了传统史学的特点,它是如何对待权力之外的人,他人和他人的。这种意识可以帮助我反思传统史学的种种特点或缺陷。

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十六个国家的。当时我也是用“少数”这个词来写的。我想我受过传统史学的训练。但是因为我的博士论文写的很差,毕业后反思了很久,发现自己对中国传统史料的处理并不正确。这些史料要用别的眼光来看,不能用传统眼光来看。于是我开始接触西方阿尔泰学,学习阿尔泰语,通过国际研究成果了解阿尔泰人。

我不再站在中原的长城外,而是主动去长城外看看中原。这是我个人学术生涯的一个巨大转折点。我开始明白已经被中国人混淆的文字史料背后的含义。所以我才起了那些名字,那些看似音译的词。只有找到了意义,我们才不会把它当成一种莫名其妙的声音,而是当成一种实实在在的文化成就。

这一切改变了我的历史观。我所说的批判和怀疑,主要来源于这些经历,就是不去简单地接受古代史料,而是把史料当成古人对现实的特殊描述,然后去揣摩他为什么这样描述?这种描述背后的价值观和文化传统是什么?当我们回顾中原历史的时候,会看到传统的历史叙事存在哪些问题,哪些是荒谬的,哪些是学者们天真地相信的。这让我开始改变。我没有盯着皇帝看,而是转头去看那个社会,看那个时代的真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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