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综艺节目《披荆斩棘的姐姐》靠着女性话题火爆全网，带起了“她综艺”风潮。今年第四季播出后固然反响平平，但依然算是一年一度的话题节目。只是话题从最初的中年女性窘境，变成了王心凌回想杀、徐怀钰扮演划水。连节目称号都不见“姐姐”二字（第三季名为《披荆斩棘 第三季》；第四季名为《乘风2023》）。
无须置疑，最近几年女性主义在盛行文化范畴发挥了不少积极影响：性别视角的影视批判，提示观众留意其中呆板的女性形象、厌女的情节布置；时髦博主批判白幼瘦审美，转而强调女性力气与肌肉；情感专家不再热衷指导女性如何在婚恋中修成正果，更鼓舞在密切关系中完成自我探究；电视剧在组CP发糖之外，不忘强调女性友谊……随同着这些转变，越来越多人开端晓得什么是女性主义，什么是厌女。这些都仰赖盛行文化强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有人严肃剖析盛行文化，将其视为能改动群众思想、推行女性主义的重要场域；也有人把女性主义当成一门好生意，让群众误以为真人秀里的女明星和影视剧里的大女主能代表女性普遍境况：独立、自信、事业有成、消费力强。
真实状况是，性别不公与暴力事情依然搅扰着普通女性。2020年以来，女性被造黄谣的案件（今年有多起在高校）时有发作。当事人遭遇网暴，以至自杀；今年5月，多起性骚扰指控在文化行业引发了持续震荡。关于这一系列事情的持续讨论中，有人提到一本书：《他们用女性主义干了什么》（We Were Feminists Once）。
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独立媒体人安迪·泽斯勒（Andi Zeisler ），她察看盛行文化中的女性主义二十年。她见证了市场女性主义（marketplace feminism）如何降生，如何让“女性主义”在群众言论中从被厌弃到被追捧，成为一门好生意，又是如何消解了那些真正重要的议题。
她在书中试图答复，为什么女性主义气势浩荡，本质革新却十分有限？今天我们想经过这本书，回忆美国盛行文化中的女性主义变化，希望对了解当下热点有所启示。
市场女性主义
1995年安迪·泽斯勒兴办杂志Bitch Media，旨在严肃对待盛行文化，将其视为能改动群众思想、推行女性主义的场域。当时在美国，女性主义刚刚重返盛行文化，在群众印象中还是苛刻、愤恨的代表。名人特别是女明星，纷繁逃避这个词。这个标签更像是一种指控：不恪守规则、请求太多、自我觉得太好等等。
泽斯勒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阅历过激进思潮反扑，女性主义被严厉批驳后的挫败。正像2020年美剧《美国夫人》（Mrs. Amarica）所展现的那样：在那场文化战争中，菲莉丝·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指导的反女权运动，反对“对等权益宪法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ERA）”，批判女性主义是“一场牺牲健全社会的实验”。第二波女权运动的主张之一，就是请求女性与男性享有对等的工作权。而菲莉丝号称本人所代表的家庭主妇，会失去婚姻中的现有权益，是无辜的牺牲品。在这样的撕扯下，女性主义在美国主流价值中显得风险又边缘，绝对算不上讨人喜欢。
《美国夫人》（Mrs. America，2020）剧照。
二十年来，状况发作了宏大变化。盛行文化和女性主义相互影响，女性主义曾经成了一种政治正确的标签。2014年，第三十一届MTV音乐录影带大奖颁奖仪式，碧昂丝(Beyoncé)的舞台上闪烁着宏大的“女性主义者”字样。碧昂丝作为在全球影响力普遍的盛行音乐天后，高调声称本人的女性主义立场，让这个曾经被污名化的标签变成了闪烁礼服。她曾在承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说：“你能够成为一个商人、一个母亲、一个艺术家，或者女权主义者，却无妨碍你仍然是一个性感尤物。这一切并不相悖。”
紧接着，艾玛·沃森在结合国发表关于促进性别对等的演讲，又掀起了一场女性主义高潮。似乎一夜之间一切人都开端拥护女性主义。每位名人都要经过性别视角的检视，“你是女性主义者吗？”
《美女与野兽》（2017）剧照。艾玛·沃森饰演女主角贝儿。
但泽斯勒并没有觉得这种变化是大功告成，她反而愈加担忧和警觉。2015年，她在《他们用女性主义干了什么》（We Were Feminists Once）一书中写道：“在极短时间内，女性主义曾经在美国以至全球文化中占领了历来最复杂的角色。在这个范畴中，大多数促使女性主义展开的问题依然耸立不倒；但与此同时，主流文化、名人及消费者拥抱女性主义，将它定位成新潮有趣又有亲和力的文化认同，任何人都能随便接纳……我把这种现象称为‘市场女性主义’。它去脉络化，去政治化，但却是女性主义有史以来最受欢送的迭代。”
《We Were Feminists Once：From Riot Grrrl to CoverGirl®, the Buying and Selling of a Political Movement》，Andi Zeisler，2015.
女明星当然是“市场女性主义”重要的组成局部。当碧昂丝、艾玛·沃森成为一种狂热现象，她们的金句、发型、服装外型，都成为媒体追捧的热点。而这种对女性主义明星的留恋，聚焦个人及其选择，很快就会含糊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资本主义体制在这些选择背后的影响。
美国作家、文化评论家罗克珊·盖伊（Roxane Gay）写过一本书《糟糕的女性主义者》（Bad Feminist），她直言：“只需我们继续注视最时兴的名人女性主义者发出的耀目光芒，就是在逃避全世界女性仍在面对的本质不对等。我们不谈薪酬差距的棘手问题、忽视女性的生育自在如此受限、不面对许多女性普遍面临的性骚扰、性暴力现状。我们都在逃避讨论想要改动这种文化所必需付出的努力。”
泽斯勒也以为，我们曾经花了太多时间、留意力赞扬女明星用她们的美貌和魅力“重新定义”女性主义或者“推翻传统”了。盛行文化必需改动这种叙事，不能再让仅仅是声称本人有女性主义立场，就同等于为促进对等付出本质努力。重点不能放在“谁”说他支持女性主义，而是他“如何”理论这种支持。她如何选择角色，有没有为女性主义立场回绝过剧本，等等。女性主义在繁华中早已失焦。
在众多女性主义名人中，艾玛·沃森的形象在主流审美中简直无懈可击（碧昂丝舞台服装太暴露、蕾哈娜作风太性感）。所以她的演讲视频当时疾速风行全球，取得最普遍根本盘。她的演讲确实很动人，特别是对“无意的女性主义者”（unintentional feminists，即根本认同女性主义，但并不以此自称的人）。媒体仿佛终于盼到了一个绝对得体的形象，用完整正面的方式，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女性主义。
正如总有人请求女性受害者是圆满受害者，言论同样也在寻觅圆满的女性主义代言人：言辞不要那么激进、好斗，姿势不要那么盛气凌人。由于女性主义话题吸睛又吸金，媒体既要取悦女性观众、消费者，又不至于吓跑资助商，所以需求一个圆满形象来均衡。
很多女性主义者为了取得更多支持，也在寻求“重塑品牌形象”。沃森的演讲重点本来是推进全球性别对等，但她圆满的正面形象让焦点变成了：看吧！女性主义者一点都不可怕。以至有一种观念以为，由于沃森从小就家境优越，受过良好教育，漂亮又胜利，她没有遭遇过不对等看待，她不是受害者，所以她的女性主义态度肯定是公正的、合理的。
罗克珊·盖伊在TED演讲。
罗克珊·盖伊在TED演讲中说：“我年轻的时分，特别是十几、二十来岁的时分，对女权主义者有些奇异的误解。比方她们体毛很多，易怒，憎恶男性，憎恶性，就仿佛她们是不好的东西。而如今，当我看到了这个世界是如何看待女性的，才发现似乎愤恨就是最合理的回应。”
“市场女性主义”要消解的恰恰是这种愤恨，至少不能与金主为敌。于是性别对等的奋战从一种严肃目的变成了消费品牌。它把构造性议题简化为个人选择，再送上消费层面的处理方法。但女性主义历来就不是轻松的，它复杂、艰难，当下依然充溢应战。
从“权益”到“选择”，
精心掩饰的字眼
80年代，美国开端呈现大量迎合女性解放潮流的广告。随着新自在主义开展，宣扬愿望的论调在精英阶级盛行开来。于是朴素品、健身私教课、美容产品都变成了自我解放的成就，而不只仅是消费品。
随同着这股风潮盛行起来的，还有赋权（empowerment）一词。泽斯勒以为，“赋权”曾经成了一种应有尽有的笼统说法，普遍代表女性的自尊、成就、购置力。当需求逃避直接说“女性主义”，就说为女性“赋权”。很少有人表述男性行为的时分会用到“赋权”。
过去二十年来，在广告、盛行文化中被认定为“赋权”的事情漫山遍野：高跟鞋、平底鞋、医美、拥抱你的皱纹、生小孩、不生小孩、母乳、喂奶粉、极限运动、瑜伽、结婚、离婚……当代女性仿佛生活在一种不时被“赋权”的状态。
赋权在盛行文化中似乎只要一种面向：我是女性，这是我的选择。也就是说，只需是女性的选择，都契合女性主义。但是终究何谓赋权，谁又会因而受益？多数状况标明，那些条件优越的女性，才干做出完整个人化的选择，受益的也只是本人。
在美国，“赋权”一词作为术语，最早呈现在社会效劳、社区开展和公共卫生等范畴。后来“赋权”多与弱势群体争取权益相关，代表一种自下而上的努力。90年代，在印度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度，赋权被一些女性主义者扩展为，应战父权体制、种姓制度。到了1995年第四次结合国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时，这个词曾经正式成为一项论题：“女性赋权议程”。
随着“赋权”渐渐脱离研讨范畴，2000年左右，这一说法完整融入了群众文化。越来越多的广告、电视节目、杂志用它向年轻女性采购本人的消费认同。而且这种赋权的确和新自在主义的理念分歧，即个人能够独立于社会文化和经济影响之外，靠本人的选择获得胜利。这种变化当然不会思索，能否真的有那么多对等的选择存在，能否真的有那么多女性有条件自在选择。
瑞典女性支持堕胎权益的游行。
除了“赋权”，还有一个女性主义相关的高频词颇值得玩味：选择。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判例“罗伊诉韦德案”是女性主义开展的重要里程碑，关乎女性能否对本人的身体有自决权。这个判例也促成了“选择”一词成为后来女性主义的盛行表达。女性享有平安合法的堕胎权，是第二波女性主义的一项重要纲要，当时指代这种自决行为运用的词是“权益”（rights）。
而在“罗伊诉韦德案”中，最高法院采用了一种新的说法：选项（option）。也就是说，平安合法的堕胎不是一种权益，而是一种选项。宣读判决意见书时，大法官哈里·布莱克门（Harry Blackman）重复以“此等选择”（this choice）来指代堕胎。这个措辞是经过审慎思索的，为的是淡化争议，争取更多人支持。能够说这是个世故的措辞。
泽斯勒以为，“选择”是一个既积极又被动的说法，总是和购物、消费的场景相关，似乎更温和、日常，且只和本人有关，不用与其别人为敌。而堕胎权益、请求堕胎（abortion on demand），听上去太激进，太容易挑起抵触了。但随着措辞改动，关于堕胎的争论焦点也被含糊了。这一行为到底是女性的自主决议，还是医生出于医学思索，不再有明显区别。于是连女性也慢慢疏忽，“选择”和“权益”是截然不同的。
当关于身体权的言语从“请求”变成“选择”，新自在主义又助推了一把，宣扬胜利和幸福全靠个人努力和选择。蓬勃开展的自在市场也让女性消费者们感到本人能够选择。一套与之相关的女性主义概念便开端发扬光大，即女性主义是个人主义的、中立的，不要再堕入构造性不对等的被害思想里，想怎样过，就怎样选。
“选择”论者轻松巧妙地表示：任何选择之间都没有高低之分，不评判他人也不评判本人。这种修辞是一个源源不时的新媒体话题库，每过一段时间就能够拿出一种选择来惹起骂战，吸收流量，话题发起者坐收渔利。今年年初，对话上野千鹤子并惹起宏大争议的B站UP主全嘻嘻显然深谙此道。
在“赋权+选择=女性主义”的框架下，人们会遗忘女性主义的根基是对等。没有一种选择是凭空呈现的，每个选择背后都有某种伦理和价值观。有些选择能推进社会进步，有些选择会让世界变得更糟。泽斯勒强调，主张只需是女性个人做出的选择都一样好，是混杂视听，且没有意义。由于那些本不该成为选择的选择（例如在性别不对等的职场环境，承受低薪还是放弃工作；面对性别不对等的家庭分工，忍耐丧偶式育儿还是离婚等等），不会因而消逝。
